“我军可以给贵军创造一次歼敌的机会。”

这是1936年的一天，彭老总正在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沉思。一名电报员走过来，将一份儿刚收到的电报交给了他。

彭老总一看，电报上的内容十分简短，中心思想便是文章开头那句话。这话背后代表的含义相当不一般，因为发来电报的人，是一名国军中将。

而红军，此时正处在国军主力部队的层层包围之中，已经是快要弹尽粮绝的状态，处境十分危急。

作为红军总指挥官，彭老总心急如焚，一直在思考如何突围，就在这时收到了这封电报。

这名国军中将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帮助红军？

文章开头提到的国军中将，名叫王以哲。他并不能完全算是“国军”中的一员，而是东北军将领。

一心报国

在九一八事变中，王以哲本想率兵抵抗日本侵略者，却在张学良的严令下不得不按兵不动。那之后，他便一直将这件事看作奇耻大辱。

后来张学良和老蒋走得近了，王以哲一再警告张学良，不要相信老蒋“中央外交”的鬼话。

在王以哲眼里，东北是他们东北军自己丢掉的，就得由东北军凭武力夺回来。

在1933年3月，日军逼近长城。张学良立马调王以哲任第67军军长，负责古北口长城、滦东一线的防务。

王以哲临危受命，披星戴月赶往前线指挥作战。他亲自率领67军107师官兵出古北口，怀着洗刷国耻的信念，率领全师官兵抵抗强敌，阻击进犯平津的日军。

在1935年9月，王以哲率兵进驻洛川、延安等地。在他的防线对面，就是老蒋当时力主必须尽快消灭、优先级甚至排在日军之前的红军。

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不久，在陕北落脚。王以哲接到的命令，就是消灭这些红军。但王以哲完全不这么想。

在他看来，当前国家最主要的敌人还是日军，相比之下红军真的没有那么大威胁。他们现在最该做的，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把日本人打回老家去。

而他的“对手”——红军，正好也有相同的想法。

不久之后，被红军俘虏的国军将领高福源，被毫发无损地放回到了洛川军中。他还为王以哲带来了一个额外的“礼物”：彭老总的亲笔信。

彭老总在信中说，红军怀着最诚挚的心情，希望能与东北军联合抗日。这话可是说到王以哲心坎上了。

他看完信，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，当即带着信去找张学良。张学良得知了这个消息，也是非常开心。

要知道，虽然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，但他也早就受不了“不抵抗将军”这个名头了。对他来说，只要能收复旧山河、赶走侵略者，联合红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

于是，张学良又将高福源派回苏区。这一次，高福源还带着“回礼”：王以哲给彭老总的亲笔信。

彭老总看过信，笑了：王以哲明确表达了张学良和整个东北军的意愿，接受我党的意见，停止内战。

在1936年1月19日，彭老总给王以哲发出第一封电报，开始了我党领导人与王以哲的秘密接触。

大约一个月后，王以哲和我党签订了第一份停战协定。

这年3月5日，我党派出周总理作为全权代表，与张学良会面商议抗日之事。王以哲就在背后为两人的会面做了周密的安排。

4月9日，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，带着王以哲和少数亲信飞往延安。当天晚上，周总理便和张学良进行了彻夜长谈，并达成了一致意见。

经过这次会面，红军与东北军联合的局面已经形成。这次会谈，为我党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张学良统率20万东北军，王以哲是唯一一个参与了延安会议，并被委以秘密联共大计的将领。

为了与红军保持联系，并掩护红军过往人员，同时还要应付国民党的监视，王以哲在自己家中架设了与红军通信的秘密电台。

应红军的请求，王以哲派人到处搜集北平、天津等城市的报刊，以及陕西、绥远、河北等省份的军用地图，赠送给红军。

王以哲知道红军在弹药方面相当匮乏，便三番五次地伸出援手。有一次，王以哲还把他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枪送给了红军。

还有一次，他派人把一个大麻袋送到了红军那里。红军还百思不得其解，这么大一个麻袋，里面装着什么呢？

打开一看，竟然发现里面是10万元的钞票。

看得出来，王以哲将军是真的心系国家，真心想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的。

为此，他真心实意地与我党我军合作，并竭尽所能提供他能提供的帮助。

在山城堡战役之前，王以哲得知红军缺乏弹药，便派人给红军送去了70万发步枪子弹，还有数千支步枪。

在这场战役开始后，王以哲时刻关注着战场情况，还将老蒋发来的命令全部用电报告知了红军。

胡宗南部孤军深入，结果陷入红军埋伏，王以哲紧接着便收到老蒋的命令：赶紧率兵去支援胡宗南！

王以哲完全不回应，让师部的所有人假装电台故障了。最后胡宗南部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，3个师被击溃。这场战役，红军大获全胜。

正是在与红军领导人的接触中，王以哲逐渐接受了我党的思想。在1936年7月，王以哲在张学良的默许下，经周总理介绍，秘密加入了我党。

也是这一年，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。当时老蒋还是死硬派，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要把红军作为第一位的敌人，而对入侵的日军不管不顾。

张学良自不必说，他对老蒋的这种做法不满很久了；杨虎城也一心报国，想要抗击侵略者。于是两人联络起来，一拍即合，决定逼蒋抗日。

在西安事变前后，王以哲一直无条件听从张学良的命令，并对我党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大力赞同和拥护。

在整个事件中，王以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，他顾全大局、竭尽全力，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。

12月25日，张学良陪同老蒋返回南京。临行前，王以哲等人前往机场送行。张学良跟着老蒋离开，王以哲就成了东北军中的领头人物，在维持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可老蒋一回到南京，就将张学良软禁起来。这下，本来就强烈反对张学良放走老蒋、主张杀蒋的东北军少壮派炸开了锅。

王以哲一下成为了东北军的众矢之的，毕竟此时他是东北军的头领，而且一直拥护张学良的决定。这些少壮派是把怒气全撒到了他身上。

虽然王以哲在东北军中的威望颇高，平时对手下将领和士兵都很好，深受爱戴，但总架不住东北军中有些极端分子。

1937年2月2日早晨，王以哲在自己家中被连开9枪，当场牺牲。事后经过调查，发现就是少壮派的成员行凶。

周总理听说了这件事，当即不顾危险，亲自赶往王以哲家中吊唁。

毛主席、朱老总等人听闻后，也深感悲痛。他们向王以哲的家属致电，表达深切的哀悼，并评价王以哲为“国家民族之干城，爱国人民之领袖”。

王以哲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。身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臣，他一直深受我党尊敬。

当然，王以哲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。在张学良被软禁后，他的一些举措都或多或少有所失误。如果不是这些失误，他可能也不会落得身中九枪的结局。

缺点与遗憾

当时对张学良从南京发来的那些糊涂电报，王以哲全部不加思考，不折不扣地执行了，完全不考虑张学良受制于人，命令未必是他自己下的。

在东北军军事会议时，王以哲作为公推的话事人，又几乎从没提出过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。

他既不能凝聚内部共识和顾祝同军团战个痛快，也不能消除上下层之间巨大的意见分歧。

更重要的是，王以哲不能和杨虎城、我党抱团后撤出西安、徐图进取，全程可谓有些稀里糊涂，缺乏临时召集人应有的能力和担当。

这些都表现出一点：王以哲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。在张学良被软禁时，他没能利用地头蛇、保定系、资历老等众多优势，做好东北军高层军官和中下层军官的话事人和粘合剂作用。

而且他对张学良一直有些“愚忠”，对张学良“放走陈诚、蒋鼎文、卫立煌等16员国民党大员，归还50架中央军飞机“的命令，毫不犹豫地执行了。

这样一来，王以哲就失去了交换张学良的最后筹码。

如果王以哲没有这么愚忠的话，西安事变的结局可能也会有所不同。

最后还有一点，王以哲有些刚愎自用。少壮派当时正用杨虎城部的电台向地方部队传播“王以哲已被打死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不得擅动“，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叛变行为了。

王以哲却再三拒绝杨虎城的好意劝阻，没有躲进杨虎城安排的安全所，结果最后身中九枪，拥有的财富也落入了凶手的手中，这不可谓不令人惋惜。